想拿诺奖,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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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8字路口

作者：范怕晚

金秋十月，又到了诺贝尔奖开奖（pan）的时候。

办公室的文艺姑娘们先是期待，随后是深深的失望：今年，陪跑专业户村上春树又没拿到文学奖。

有一种神秘的说法：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故意不给村上春树。这样才能增加全世界各大博彩公司的赔率，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但，日本今年并没有空手而归。

一位叫真锅淑郎的科学家，因为“对我们理解复杂物理系统的开创性贡献”（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啥意思），获得了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是21世纪以来，日本的第19位诺贝尔奖得主。二十年前日本政府的狂言，眼看快要实现了。

年，日本内阁制定、通过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立下一个flag：

要在国际科技奖项方面和欧美达到同一水平，先订一个小目标，在未来的50年内，拿30个诺奖。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诺贝尔奖方面敢于立flag的国家。全世界都被惊动了。这不是做白日梦吧？

连日本国内都有人讥讽说：

不能像量产丰田汽车一样量产诺贝尔奖！

然而，年以来这20年，日本人已经拿了19个诺贝尔奖（包括两名日裔美国人）。

时间刚过40%，目标已经接近2/3。

按这个速度，非常有希望提前完成目标。

都是小黄人，为什么日本如此厉害，诺贝尔奖拿到手软？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01

年，东京发生了一件震动全日本的大事：

一个出身贫贱的医生，被授予了男爵爵位！

这是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阶级极度固化的社会。

自古以来，平民没有姓氏、不能认字，到明治维新之后，虽然旧的爵位制度被取消，但贵族被改称为“华族”，仍然享有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各种特权。

这个医生叫高木兼宽，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被授予男爵，等于带着子孙后代一下子阶层飞跃了好多层。而且，他被封爵的原因还很搞怪：

因为他对吃的有研究。

胸前挂满勋章的高木兼宽

年，被海军派到英国留学，成为一名军医的高木兼宽回到了日本。他决心攻克日本军队中最致命的难题：脚气病。

这里说的脚气病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脚气（真菌感染引起的脚癣），而是一种致命疾病。患者先感到下肢水肿、双足无力，随后可能出现神经障碍、心力衰竭乃至死亡。

这种病古代也有，但近代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爆发，成了日本军队非战斗减员的最大杀手。

两年前的年，一共才多人的日本海军中，有人得脚气病，竟占官兵总数的三分之一，这还怎么打仗？

更可怕的是：

西方没有这种病，中国、朝鲜等国也没有这种病！偏偏就坑日本！

甚至日本民间的患者也不多，偏偏就爆发在日本军队里！

高木兼宽开始调查海军的生活习惯，最终敏锐地意识到，脚气病可能和饮食习惯有关，尤其是日本人、日本军队独特的饮食习惯。

由于日本全国长期信奉佛教，甚至有两位天皇发布过禁肉食令，因此，在明治维新之前一千多年，日本大部分人都不吃肉。这是它和其他亚洲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

直到明治维新后，肉类才开始解禁，但很多人仍然讨厌肉的味道，觉得大米饭加酱汤、梅干就是最好的食物了。

那为什么几年之内，脚气病患者在日本军队激增？

说起来让人心酸。

因为日本太穷，普通老百姓只能吃糙米，而军队因为受到国家特别重视，顿顿可以吃白米饭。

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就是抱着吃大米饭的目标来当兵的。没想到，把命给吃丢了。

高木猜测，面食和肉里有大米里缺乏的营养，这些营养可以预防、治疗脚气病。虽然对发病原因还不清楚，但他经过反复实验，确认了这一点。

为了适应日本士兵的饮食习惯，他建议海军把军粮改成麦饭，把蔬菜和肉加上小麦粉煮成糊状，再用咖喱调味。

困扰日本军队多年的脚气病问题，终于解决了。

然而，日本陆军的军医总监打死也不信，他坚持认为，脚气病就是细菌感染引起的。

很快，日本陆军的顽固就招来了恶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出动17万人，其中3万多人患脚气病，光死亡就达多人。

要知道，被清军击毙的日本官兵一共只有区区出头。

到年，陆军也撑不住了，只能修改《军队料理法》，进行配给改革。

第二年，经过各国科学家不懈的研究，终于证实脚气病的主因是缺乏维生素B1，并从糙米中提取出了这种营养物质。

尽管高木兼宽不知道脚气病的真正病因，但他最早提出脚气病的正确预防和治疗方法，为日本乃至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凭借着这一功绩，高木兼宽在年获封男爵，获得了华族身份。真正意义上的名利双收。

由于他靠麦饭食谱消灭了脚气病，后来又经常到处推广麦饭，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

麦饭男爵。

在近代日本，通过科研逆袭的不只高木兼宽一个。看一看日本的钱就知道了。

能印在日元上的人物，都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作家，他们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政治人物。

可以说：日本的科学成就，一直都是用真金白银和国家荣誉砸出来的。

02

半个多世纪以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为了鼓励科研工作者，会上表彰了个先进集体、名先进科技工作者、项优秀科研成果。表彰的范围涉及基础科学、医学、水利水电等各个领域。

袁隆平、屠呦呦、任正非……整整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都是这届大会上的获奖者。

这届大会终结了一个持续多年的局面：

搞科研是一件见不得光，甚至危险的事情。

过去十年，加班搞研究、半夜亮着灯看书，都会被攻击为“白专路线”“业务挂帅”，谁也不敢多搞研究，到下班就立刻锁门走人。

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搞科研了，所有人都充满了干劲。

受到表彰和鼓舞的科学家中，有一位名叫童第周的生物学家。

为了祖国的基础科学事业，他已经艰苦奋斗了四十多年。

童第周年轻时在比利时留学。那时候，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欧洲乃至世界科学的重镇。

年，比利时首富欧内斯特·索尔维出资，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科学家大会，讨论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参会的27个科学家如果一下子拿掉，今天我们的物理教科书将会变薄一多半：

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海森堡、薛定谔……

这次科学家会议三年之后，童第周从满洲里乘坐火车，经过苏联，跨越欧亚大陆，到布鲁塞尔大学研读生物学。

这时候，为了促进科学事业发展，那位索尔维先生还在布鲁塞尔建了一座科学城，大力支持科研事业。

这么优越的科研条件，导师也非常赏识他的科研能力，劝他留在比利时深造。然而，童第周还是决定回国。

年，童第周在同济大学任教，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敌后条件极为艰苦，连一个显微镜都没有，他只能讲课，没法做科研。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科研就是生命，不能做实验的每一天都是煎熬。

有一天，童第周逛旧货摊的时候，竟然看到了一台德国制造的双筒显微镜。摊老板看出这个书呆子是真心急着买，立刻开出了六万元高价。

这笔钱，是童第周和妻子叶毓芬两年的工资。

叶毓芬非常支持童第周买显微镜，两个人把家里值钱的衣服、物品全部卖掉，又借了一笔巨债，才买到这台显微镜。

第二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访问中国，拜访童第周的实验室时，他看到童第周用这台借贷买来的二手显微镜做实验。

李约瑟问童第周，实验室这么破，你们如何采光？

童第周指了指天上的太阳。

李约瑟又问，布鲁塞尔的条件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到荒地里做实验呢？

童第周只说了一句话：

因为我是中国人。

李约瑟深受感动，后来在回英国途中，他花钱买了一台更好的显微镜，送给童第周。

建国后，童第周开始研究鱼的遗传性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细胞核对遗传起着显著的作用，细胞质并不重要，但童第周认为，细胞质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他决定做一个实验，在鲫鱼的细胞质中提取出遗传物质，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果然培育出了有鲫鱼尾巴的金鱼。

这次实验，为后来的体细胞克隆技术奠定了基础。

童第周培养出的这种鱼，被命名为“童鱼”，吴作人为它画了一幅《睡莲金鱼图》，赵朴初为它写了一首诗：

异种何来首尾殊？

画师笑答是童鱼。

他年破壁飞腾去，

驱遣风雷不怪渠。

童第周与《睡莲金鱼图》

就在童第周准备把克隆技术应用到哺乳动物身上的时候，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来了，他的科研事业被打断，甚至被赶去扫了几年的厕所。

在年的科学家大会上，童第周作为优秀科学家发言。

这次大会给了他无限的鼓励。会后，已经七十多岁的他，每天都在中科院研究所里挑灯夜战，希望把被耽误的几年补回来，继续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贡献。

他说：“一分时间，一分成果。对科学工作者来说，就不是一天8小时，而是寸阴必珍，寸阴必争！”

这个科学的春天里，童第周非常希望做出新的成果。

可惜，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年3月6日，童第周在杭州的浙江省科学大会上做报告。没想到，刚刚讲到一半，他突发心脏病，晕倒在座位上。二十多天后，他在北京病逝。

又过了两年，在童第周研究的基础上，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培育出了克隆鲫鱼。

这条克隆鱼，比英国培育出的第一只克隆羊多莉早了十五年。

因此，童第周被称为“中国克隆学之父”。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提到克隆技术，大家还只知道多莉，不知道童第周和他的同事们才是克隆技术的先驱。

一直到年，美国汤姆森科学信息研究所在专刊中提到，中国科学家在年培育出第一条克隆鲫鱼，这一科技成就终于被世界承认。

这些年，中国的科学家一直在努力、在超越，在前辈开拓的路上不断钻研，弥补前辈的遗憾。

年，中国科学家培育出了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和“华华”。

比起现在常用的白鼠，猴子的大脑更接近人类。掌握了克隆猴技术，就可以快速复制基因类似的猴子，研究肿瘤、大脑疾病和免疫缺陷的治疗方式。

在这一领域，中国率先攻克了技术难题，迈出了第一步。

从年的科学家大会到如今，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科学方面正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领跑”。

其实，童第周当年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环境，回国从事生物学研究时，想得很简单，也很踏实：

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

03

年那次全国科学大会，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反映着中国的国情。

获得奖励的科研成果，很多都集中在农村农业的应用技术上。比如：

定向爆破开山造田和筑水坝、历史洪水调查及考证、引黄灌区灌溉除涝和防治盐碱化的研究……

如今，经过几代科学工作者的接力和突破，中国科技有了长足的进步，早已在高能物理、量子计算、航天科技、生命科学等许多领域跻身于世界前列，同发达国家展开角逐。

同时，国家对科学工作者的支持力度也在增大。

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从业界到学界，都有了各种各样的奖励与荣誉。

但是，对许多科研工作者而言，日子还是有些艰难。

不是所有科学都能迅速转化成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科研工作者辛勤工作的同时，往往要面临经济上的压力。

奖励和荣誉对深耕几十年的老科学家来说，是锦上添花，但对于青年科研工作者，有时就是雪中送炭。

房贷和家庭开销让许多青年学子不敢搞科研，他们更想选择金融等赚钱更快的行业。

针对这种现象，中科院院士、著名科学家施一公说了句一针见血的话：

当所有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时，国家出了大问题。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鼓励更多优秀人才留在科研领域，需要实际的支持。

希望有朝一日，科学家成为全社会仰望和追捧的人，不再为柴米油盐难倒，不再为房贷车贷操心。可以全心全意投入科学研究工作。

那才是社会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