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应怎么看石牌之战毙敌286人的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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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要塞重要吗？很重要。

自宜昌失守后，距离宜昌不到20公里的石牌要塞成为了日军西进四川的头道锁钥。

石牌之战惨烈吗？很难讲清楚。

包括石牌外线木桥溪、太史桥在内，第十一师共毙敌人，加上三比一的伤亡比例，日军至多伤亡千余人。这样一场战斗，日军的伤亡率甚至连第3次长沙会战的一个局部战场都不如，能称之为惨烈吗？

石牌之战能够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媲美吗？大家自己分析。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苏德战争，甚至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要论战争的惨烈，只有淞沪会战之罗店血战能与之相比。

而石牌之战确实是阻止了日军想要进攻重庆的可能，在鼓舞士气民心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它是抗战的转折点吗？

既然如此，那为何一次小小的作战，竟然被抬高到如此地步呢？

很多人会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标准并不能仅仅以毙伤敌人的数量来衡量，而应看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这话说的对。

但这是在打仗，杀敌数量又恰恰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看石牌之战呢？

年底到年初这段时间，确实是“二战”的转折点。

在欧洲战场，德军主力被全歼于斯大林格勒城下；在亚太战场，日军争夺瓜岛失败，盟军的反击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中国战场，位于滇西的远征军正在紧张备战。用蒋氏的话来说，年春，“远征军要如期反击缅北，不致贻误大局，为外人所蔑视。“

因此，深受蒋氏信任的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改任远征军司令官，所遗职务由孙仿鲁（连仲）代理。

第6战区主动换将，日军第十一军却是被动换将，刚上任不久的11军司令官冢田攻乘坐的飞机被新桂系的师一顿高射炮给打掉了。

冢田攻的死，对于日军来说是个巨大损失。

第十一军自成立以来，共有4位司令官。

首任司令官冈村宁次老谋深算，也比较听话；次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虽然听话，可暮气较重，还有瞒败为胜的毛病，素来不为日本大本营所喜；三任阿南惟几出身日皇侍卫长，胆量和毛病一样多，若不是他为了给日皇献礼而擅自出兵攻打长沙，就不会酿成第3次长沙会战的惨败。

至于冢田攻，则是日军大本营精心挑选出来的既有能力又听话的司令官，可运气太差，上任没几天就一命呜呼。

没办法，日军大本营只得再次挑选人选，这次，他们选了关东军第4军司令官横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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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横山勇来头不小，是石原莞尔的同学，还曾一度与石原莞尔齐名，号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三羽乌”之一。

鉴于第十一军的高参藤原武与冢田攻一同毙命，日本大本营又给11军派来了一位叫做岛贯武治的高参，再加上刚接替木下勇参谋长职务的小薗江邦雄。第十一军的领导班子全换了。

您没看错，这位小薗江邦雄就是在浙赣会战时一个大队全员吃了桐油炸鸡，丧失战斗力两天的那支部队的头头。

其实，也别怪日军会用桐油炸鸡，这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见过桐油；也别怪日本兵喜欢抢鸡，他们大多数人都是穷苦人出身，未从军前想要吃鸡，也是挺难的。

日军之所以把横山勇、小薗江邦雄和岛贯武治安排在一起，也是煞费苦心的。因为这三个人都是以作风稳健著称。可到了11军后，日本大本营却大呼后悔，原来这三位在过去表现出来的作风稳健都是装的，一旦给了他们机会，他们的表现让大本营那些头头们大跌眼镜。

就这样，第十一军以不听话著称的横山勇时代到来了。

客观地说，横山勇这个班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几个人一上任，就迅速发现了11军存在的问题：士气不足，普遍畏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横山勇三个人一合计，还是要发起一次战斗，要士兵们在战斗中恢复士气。

可对手却不能选择得太厉害，否则，将适得其反。

思来想去，横山勇把目光放在了第6战区身上。

一来，6战区刚换主将，军心未附；二来，第6战区兵力空虚，精锐的第2、第8和第66军已经被抽调至云南加入远征军；三来，宜昌有53艘装满了日军急需物资的大小船舶。

横山勇的计划是，先以一部打掉位于鄂中的王劲哉部，打通汉水和长江水道，然后以主力一部攻打常德，待到中国部队救援常德之时，再以主力向宜昌一线发起进攻，做出一副要进攻重庆的态势。

待到中国部队主力回防之时，日军则按计划反转，如此一来，既可以把停泊在宜昌的53艘大小船只带回，也可以起到练兵的作用。

不得不说，横山勇的算盘打得还是很如意的。

果然，在13师团6个大队，40师团6个大队，58师团4个大队和五花八门的几个伪军师共计10余万人的进攻下，鄂中王劲哉部被消灭了。

至此，横山勇实现了他打通汉水、长江航道的目的。

紧接着，日军第3师团和17独混旅团突破了第6战区第44军和87军的防线，占领了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取得了进攻常德的桥头堡。一线的王瓒绪第29集团军遭到惨重损失。

与此同时，日军在73军背后的三仙湖地区登陸。腹背受敌的73军拼死突出重围，却在南县的厂窖地区再次陷入重围。虽经44军和87军的全力救援，残部得以突出重围，可却受到了巨大损失。

从年5月5日开始，到5月11日，短短的7天内，中国部队的损失就达到了多人。

击溃王瓒绪集团军后，日军派出一部佯攻驻扎在澧县和津市的第44军，造成一副继续进攻常德的假象，第十三师团和第58师团主力快速突破王敬久第十集团军的防线，王敬久部溃不成军。

5月18日，横山勇第2步明打常德，暗打石牌的计划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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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战场态势是，南路的赤鹿理的十三师团迂回攻击鄂西要地渔洋关，北路的山本三男第3师团和39师团的野地支队向宜昌以西的石牌要塞进攻。

直到此时，孙仿鲁才确定，日军此来并非要打常德，而是意在石牌要塞。

其实，这仍然是个虚招。

日军明着是要打石牌，其实是冲着停泊在宜昌附近江面上的那53艘船舶来的。

可蒋氏、孙仿鲁与刚从滇西赶回来的陈诚都没有识破横山勇的计划。或者说是不敢确定日军向鄂西进犯的真实意图。一旦他们判断错误，认为日军此来并不是要攻打重庆，可日军却偏偏打了重庆，这可就要命了。

5月21日，赤鹿理的13师团攻占了鄂西五峰县的渔洋关。

渔洋关是通往6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恩施的必经之路，这下子，陈诚更是坐立不安了，难道日军是想以恩施为跳板进攻重庆？

蒋氏更为不安，他抽调正在湖南休整的74军和79军立即驰援鄂西。

陈诚也下令，位于渔洋关以西的86军朱鼎卿部和32军宋肯堂部立即夺回渔洋关。

可这两个军不仅没有夺回渔洋关，反而被13师团击溃。至此，第6战区再无机动部队。

见86军和32军反击失利，蒋氏下了严令，“江防军应死守资丘、木桥溪、曹家坂、石牌一线，石牌，应派一师死守。”并称，石牌镇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这就是把石牌之战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之战的来源。

陈诚得令后不敢怠慢，立即通知了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吴奇伟又命令第十八军军长方天执行，方天则把这个任务交给了11师师长胡琏。

当时，第十八军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枣宜会战时，第十八军未能收复宜昌，早就惹得蒋氏不快，以至于在列装四个苏械攻击军时，第十八军连入选名单能没能进入。

平日里，第十八军拿着超过其他部队的军饷，享受着其他部队没有的待遇，却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早就惹得其他部队不快了。长此以往，不仅陈诚面上无光，连第十八军的士气也将遭到打击。

为此，这一次，陈诚和方天也下了狠心，一定要在石牌打个样子出来给其他部队瞧瞧。

此时，原已经调往常德救援的其他各部也在回防。除74军和79军外，孙仿鲁调任第6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后带来的仅有一支西北军，池峰城的第30军向当阳方向出击，意欲抄敌后路；周喦的第26集团军也向宜昌发起进攻，进行牵制性作战。

此时，第79军终于赶到了渔洋关，5月28日，渔洋关被收复，驻守在此地的13师团一个大队被击溃。

得知消息的13师团立即回返，急攻渔洋关与石牌之间的木桥溪。占领木桥溪后，13师团前锋第65联队向木桥溪西北的太史桥发起进攻，准备在攻下太史桥后，立即掉头向东，准备迂回攻取石牌上游的三斗坪，从背后包围石牌。

好在32军第5师顽强守住了太史桥，守住了日军由此向西进犯恩施之路。

第3师团和39师团的野地支队击溃了18军18师，攻占了石牌要塞扇形阵地的两个支撑点曹家坂和朱家坪。

至此，石牌要塞南北两线都出现了日军，处于被日军合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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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打到这个份上，局势已经明朗化了，胡琏11师驻守的石牌要塞核心阵地成为了此战的焦点。

方天按照陈诚的指示，命令胡琏率11师死守石牌要塞，其他部队先向石牌上游的三斗坪集结，其目的在于以石牌要塞为支撑点，待到各路援军达到后再予以反击。

其实，众人不知道的是，日军停泊在宜昌附近江面上的53艘船舶已经在5月29日下航了。

待到船只下航后，横山勇下令，取消13师团在太史桥的作战任务，全军反转。

同时，在石牌要塞南线的第3师团也开始反转。

与日军13师团在太史桥对峙的第5师先发现了日军撤退的迹象，立即率部发起追击。而已经与日军脱离接触，正在向三斗坪方向撤退的第十八军主力还未发现日军撤退。

直到31日凌晨，方天才接到断后的18师的报告，说日军阵地上没有任何声音，经侦察才发现，日军已经撤退了。

这个插曲后来经那些吹捧胡琏的人演绎，就变成了余人在进行搏杀，战况惨烈，竟然在3个小时内没有一声枪响。

得知日军撤退的消息后，方天欣喜若狂，他立即向陈诚和重庆方面报告，“已击败进攻石牌的日军。”

其实，在此次石牌之战中，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根本就没有遭到日军攻击。

陈诚立即下令全线进行反击。

那么，此次鄂西会战的战果如何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日军的说法。在整个鄂西会战，日军战死人，伤人。其中，在鄂西会战的末期，进攻石牌要塞外线的时候战死人。

虽然有人说，日军的战史说的都是实话，可事实证明，日军掩盖伤亡数字的历史由来已久。

但不管怎么掩饰，日军在鄂西会战中的伤亡注定不会太多，因为通过他们的描述，此次会战根本就没有出现在第3次长沙会战中那种窘境。

另一种说法是第十八军参谋长赵秀昆的。

据这位赵参谋长回忆，第6战区上报的战果都是他接受了方天的命令，方天又接受了上级的命令捏造的。

捏造的内容主要有，敌军伤亡人数至少3万以上，运至宜昌的伤兵多达万人。赵秀昆说，这是“军令部”让他这么写的。

同时，赵秀昆自己也捏造了一个，说“北斗冲阵地前日军遗尸余具。”

连赵秀昆自己都说，虽然日军此次出动了3个师团的番号，但由于受地形所限，在石牌正面的部队仅有几个大队的兵力，几千人的样子。即使把他们都击毙了，那也不过几千人而已，哪里来的敌军伤亡3万余人？

要是日军真的伤亡了3万余人，那就意味着此次日军出战的三个师团几乎要全军覆没了。

得到日军伤亡3万余人的战果后，蒋氏立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正在美方开会的宋子文。可却被宋子文严重打脸。

宋子文给蒋氏的回复是，人家都知道你一贯虚报战果，这次你就不能少报一点，要点脸吗？

虽非原话，但意思相同。

确实，关于不要脸这一项，陈诚等人深得蒋氏真传。在鄂西会战结束后，陈诚、吴奇伟、方天、罗广文、胡琏分别获得了“青白”勋章。在此之前，陈诚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这一次，他终于得偿所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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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第十八军这番造势还是很成功的，既满足了蒋氏想要在国际上树立威望的愿望，也满足了陈诚未能获得“青白”勋章的遗憾，胡琏本人也由此进入了蒋氏的视野，被当作第十八军继承人来培养。

胡琏这个人，要论打仗确实有两把刷子，可却过于滑头，又善于煽情，别看他在石牌之战前写下了多封家信，表达了愿与石牌共存亡的态度。其实，他早就提前安排了一艘船，如果石牌真的守不住，他是不会留下等死的。

抛开第十八军无功却受上赏不说，追击13师团的79军暂编第6师赵季平部和来援的74军王耀武部却表现不俗。

暂编第6师一度打得13师团长赤鹿理下落不明，毙敌余人。吓得横山勇赶紧派高品彪的独混17旅团回救，却遭遇了74军的51师和58师，短短几个小时，独混17旅团就战死了余人，两名大队长阵亡。

这两次看似不起眼的战斗，歼敌数量都要超过被陈诚、胡琏等人吹嘘的所谓石牌大捷。

看来，“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被人称为是吹出来的主力并不是虚言。

对于立下大功的王耀武，蒋氏自然不能亏待，不久就提拔为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

至于暂编第6师，由于是非嫡系部队，又是受到排挤的“三苗”部队，根本就没人理会。

其实，在整个鄂西会战中，也仅有从暂编第6师追击赤鹿理师团开始，这个仗才打出几分意思来。

若不是暂编第6师围住了第十三师团的后卫，把赤鹿理打得战场失踪，就不会出现高品彪旅团回救。

若不是高品彪旅团回救，就不会遭遇第74军的51师和58师。若不是遭遇了第74军，日军在撤退时就不会遭到如此大的损失。

可这个在鄂西会战中仅有的一次精彩，却被无视。而那些打了败仗的人却靠着伪造出来的战果，个个升官授勋。

好在王耀武为人还算厚道，在蒋氏把遭到严重损失的第73军拨付给他指挥的时候，把暂编第6师拉进了73军，也算是给了暂编第6师一个嫡系部队的待遇吧。

整个鄂西会战，第6战区对日军动向的判断接连出现了三次错误。

在日军对鄂中王劲哉部发起进攻的时候，不视其为友军，不仅没有丝毫援助，反而隔岸观火，坐视王劲哉部被消灭。

这其中的原因是，一来，王劲哉部确实不招人待见；二来，周边的第5、第6和第9战区都没想到这是日军以消灭王劲哉部来遮掩他们要打通汉水、长江航道的目的。

在日军攻击常德的时候，包括蒋氏、陈诚和孙仿鲁在内的人都认为日军是要来常德抢粮。因为常德是湖南的粮仓，负担着供应第6、第9战区军粮的重担。

因此，在得知日军要进攻常德的时候，蒋氏才会抽调宜昌周边的主力增援常德，造成石牌要塞一线兵力空虚。

在日军对渔洋关、恩施一线发起进攻的时候，蒋氏、陈诚等人第3次判断失误，认为日军此来是要攻打重庆，因此紧急调动正赶往常德的各部回援。

可当各部回援的时候，日军已经实现了他们练兵、恢复士气和抢船的意图，主动撤离了。

客观地说，横山勇在鄂西会战的作战计划可圈可点。

攻打鄂中王劲哉部是瞒天过海，攻打常德是声东击西，攻打渔洋关和恩施是批亢捣虚，攻打石牌是“突进式反转”。若不是在撤退时遇到了暂编第6师和74军，出现了意外，损失还要小很多。

反观蒋氏和陈诚、胡琏等人，不仅未在此次大败中吸取教训，反而通过伪造战果来掩盖战败的事实，通过大肆给将领们授勋来为战败遮羞。

把一场伤亡比例在几千对五万余的大败说成大捷，无论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场胜利。能够在“嘴上”和“纸上”反败为胜，这恐怕也只能是蒋氏才能做出来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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