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个角色,的确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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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文化对于人成长的定义，“三十而立”或者“四十不惑”都是针对男性的。对女性来说，似乎只有一个成长关键期，就是结婚。结婚、孕育、成为母亲，这条路对女性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但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女性意识觉醒的讨论便开始了。从那时到现在，百年之间，女性意识的觉醒愈演愈烈，女性对于“妻子”“母亲”以外的自我身份有了更多的追求。加上近几年来，“生育恐惧”常常受到热议，公共领域的讨论使得女性生育的痛苦更加可见，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怀孕与生育的风险，开始直面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的困境。成为母亲后，工作还是不工作，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让人难以抉择的问题。在平衡工作与母职这一问题上，似乎有很多女性都正在经历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职场妈妈的关卡

社会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做“母职惩罚”。20世纪中后期，劳动经济学和女性学不断耦合，常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性别隔离理论解释母亲与非母亲或者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到21世纪80-90年代，不少研究者直接把生育事件作为影响工资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于21世纪初运用于解释女性职业地位变迁，形成了母职惩罚理论流派。该理论可概括为“生育了孩子的女性在身体、家庭、职场、社会层面遭遇的损害和系统性弱势”。

母职惩罚的形成或许是因为长久以来社会默认所有与生育相关的、会持续发生的劳动通常是无偿的、不便于计算的、无法在家人心中达成信息对称的，却又都与母亲相关。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母亲身体受到重创和漫长的产后修复、产后抑郁、冗杂的家务、性生活质量下降、育儿甚至是连续育儿、几代人共同育儿的巨大沟通成本和情感消耗、为教育孩子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成本、职场对于育龄女性从薪资到职位晋升机会的全面排斥、社会和舆论对于育龄女性的妄想式苛求等。

《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研研究》显示，在30岁以前的城镇女性中，有过职业中断的女性比例为39.7%。其中一大半是因为生儿育女而不得不中断工作。一旦女性由于家庭照料责任而中断工作，近四成将难以实现再就业。

当一个母亲回到职场，“职业性别”不平衡、面试与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女性晋升渠道狭窄等问题仍广泛存在。同时，养育孩子的成本也有显著的提高，胎教早教、学区房、兴趣班等等数不胜数。

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追究造成职场中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63.98%的职场女性认为“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38.97%的男性认同这一原因。

“开启母职”这一举动可能并不是“想”或“不想”那么简单。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甚至在其《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一书中写道：在生育这个问题上，女性的“身体从私人的变成了被持续监视的、被规训的公共场所”。

在大女儿出生六个月后，蕾切尔发现自己再次怀孕。蕾切尔称：“此时我重回围城，就像某个逃犯被捕，只能闷闷不乐地接受现实”“做母亲时，女性放弃了自己的公众价值，以换取一系列私人意义。”

母职和蕾切尔扮演的其他社会角色——作家，是完全不兼容的。她发现，要做一名好母亲，自己必须不接电话，不顾之前的安排。而想要做好自己，则必须任凭孩子哭闹：“为了思考其他事情，我必须忘掉她、成功扮演一种角色意味着演砸另一个。”如果选择做全职妈妈，将自我的价值系于孩子和家庭，也就是“私人领域”，这似乎也并不是容易适应与忍受的。

在家，中年女性到底有多难？

《中国家庭亲子陪伴白皮书》显示，有一部分家庭认识到了父母均等陪伴孩子的重要性，但“隐形爸爸”仍是普遍现象。55.8%的家庭中，日常陪伴孩子的都是母亲。父亲陪伴较多或父母陪伴一样多的家庭仅占12.6%和16.5%。父亲在工作日陪伴时间为2.9小时，在周末为7.7小时，远低于母亲的4.6小时与10.9小时。

父职的极端缺席也让很多母亲经历着“丧偶式育儿”，职场和母职兼顾，对于女性而言基本上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网络上曾有个热帖：中年母亲的生活到底有多苦？有个高赞的回答是：“凌晨三点醒了，生孩子后就容易起夜，躺在静静的夜里，不知不觉已泪流满面。多希望有人为我擦去眼泪，但是没有，父母老了，孩子大了，爱人冷了。多想有人抱我一下，但是没有，很早之前就没有了。”弗洛伊德曾说，所有的焦虑都来源于冲突。你要成为一个“好”妈妈，“好”妻子。

似乎所有的妈妈都逃不过一个“好”字。“好”字似乎像一枚勋章，“我是父母的乖女儿”“我是丈夫的好妻子”“我是孩子心中的好妈妈”……甚至为了达到别人口中的“好”，妈妈们时常会忘记自己的样子。

《到底有多难》里的凯特，在事业巅峰期，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为了陪伴孩子的成长，选择辞职回家，成为全职妈妈，以为美好的生活就此开始。

《到底有多难》

真的吗？

正处在难缠的青春期的子女用“无事生非”取代了稚嫩的乖巧，女儿把自己的臀拍发到了网上，惹得一群流氓变态发来骚扰信息；儿子沉迷电子游戏几乎不和家人交流；忽然失业的丈夫决定过追求真我的生活——换言之不再找工作赚钱养家、不再为任何人负责；曾经犀利的婆婆患上了阿兹海默症，用偷来的信用卡买了一把电锯；自己的母亲刚从突发的心脏病中恢复过来又摔坏了髋关节……凯特一边暗自倒吸冷气，一边有条不紊地处理，像是揪着自己的头发，努力不往下坠落，一步步咬紧牙关跟上。这一年，她50周岁。生活逼迫她只得努力不让自己疯掉。

事实上，作者爱丽森·皮尔森非常巧妙地营造了一个生命周期，在她的上一本书——《她是如何做到的》中，同样的凯特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她是金融城的高级基金经理，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她可以在一个半小时内给自己和孩子都洗漱完毕，做好出门的准备，还能同时管理五个不同时区的九种货币。人们不禁想问，平衡家庭与事业，她是如何做到的？皮尔森在《到底有多难》里写道：“工作的时候，我对孩子们感到愧疚；在家的时候，我对工作感到愧疚。花在我自己身上的时间就像是偷来的，所以我很少在自己身上花时间。就像这个星球上其他的母亲一样，我在头脑中，努力为家庭生活挤出碎片时间来，而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丈夫认为，取回干洗的衣服，周末带着他自己的孩子去公园玩，这样的丰功伟绩值得获得一枚紫心勋章或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黛博拉曾经开玩笑说，这样的生活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绝不可能有精力出轨。我再重复一遍，这个世界上，我最不需要的就是爱情。”

首先是她自己，再是母亲

“我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我要怎么收拾这一堆烂摊子啊！”很多母亲时常会在心里懊恼着问自己，但问题不是凯特或千千万万个职场妈妈有没有平衡好家庭和事业。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总是期待职场妈妈做到这点？人们为何默认那个拼起老命照顾好家庭和孩子的人该是女人呢？

一个母亲，是不是该永远经历风暴，认出风暴，但又躲不过风暴呢？

母亲常常关联着伟大、奉献、以及慈爱，但是却不会是性感。意大利著名女作家莫兰黛曾经写道：“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的裁缝会想到母亲会有一具女性的身体。”

在一个我们期待用“辣妈”一词来“规范化”母亲的社会文化下，“中年母亲”这个词显然不会是什么令人愉悦的暗示，正如《到底有多难》的开篇描述的那样：环线地铁上偶遇的帅小伙还是会注意到自己，不过他给了我他的座位，而不是电话号码；而自己越来越倾向于实用的舒适内衣而非“维多利亚的秘密”那令人刺痒的蕾丝边。

中年妇女对自身性感货币逐年贬值的担忧尽管看起来浅薄又糊涂，但在绝大多数都暗自信奉“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的社会氛围中，也会不断确认着自己的少女感，不忍心与它渐行渐远。谁都想拥有与自己年龄相当的美丽，仅此而已，不努力挽回的话，它很快就会全面暴跌。

或许这并不是单纯的青春消逝与年岁渐长，而是身份认同感。然而，那类正处在妻子和母亲白热阶段的中年妇女最没有的就是“身份”——属于自我的身份。

长久以来，人们的意识里都默认女人生来就要成为母亲，一个没有成为母亲的女性常常被认为是“不完整的”“自私的”，女性似乎因为天然的生育能力而要承担母职。但女性保住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成为想成为的人，变年轻，而不是变老，这似乎也是一个紧急事件。

19世纪时，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写下这样一幕：主人公娜拉的丈夫提醒她“首先你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而娜拉以一句“现在我只相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作为回应。

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把作为一个人的自我实现放在妻子、母亲的身份之前。当然，越来越好的是，自我实现与作为妻子、母亲的价值实现在一些人身上又是可以重合的。她们，努力让船不沉，让演出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