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民众悲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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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

去年底，曾有史友向笔者约稿。希望了解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真实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非常苦难。时常受到日伪，汉奸掠夺，盘剥，甚至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那么沦陷区的民众生活到底有多艰难？日伪进行哪些压榨呢？

本文将依据最权威的史料，首先讲述抗战华北沦陷区同胞的苦难史。以后会另刊文介绍东北，蒙疆沦陷区民众的真实生活。

请支持原创！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抗战史记

一．史料来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合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北京出版社年版

中央档案馆等合编：《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店年版

居之芬，张利民著：《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版

《国外社会科学情报》载[日]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业资源的过程》，年第2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汪伪政府档案》（13）

[美]吴天威著：《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迫害致死中国劳工近千万》，抗日战争年第1期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2卷《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日伪统治下的北平l-Z]》北京出版社年版

佟哲晖《战时华北矿业附表》，社会科学杂志10卷，年

刘建生，刘鹏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年版

魏宏运编：《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农业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年版

齐武著：《一个革命根所地的成长》，农业出版社年版

《晋察冀日报》年2月9日，3月6日

陈翰笙著：《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年版

新民报年2月18日刊

二．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对华北农耕资源掠夺

从年日军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华北就一直是中日两国军队主战场。而农作物被毁、耕畜被杀或被抢情况非常严重。从年10月12日到10月15日，日军仅在河北省藁城，赵县，栾城三县交界的梅花镇就屠杀无辜民众人，占全镇总人口60%。共烧毁房屋余间，抢走全部的牲口，粮食和财物。年10月7至8日，日军在正定县岸下，永安，西上泽，三里村，朱河等13处，杀害百姓人，烧毁房屋间，抢走牲口80头。来源《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页。

另据日本满铁调查部的调查，自战争爆发至年l2月底短短半年时间内，津浦沿线的平津、静海、沧州、东光4个地区和县的小米收成损失均达31％，高粱收成损失平均达46.75％，牲畜家禽、车马农具损失过半。平汉路沿线的涿州、徐水、保定、正定、获鹿(包括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等8个地区和县的小米、高粱及其他各种农作物损失近60％，各种牲畜、车马、农具被掠和强征达70～80％。同蒲路沿线自山阴岱岳镇到雁门关及崞县、忻口一线大片地区的小麦、高粱、玉米等作物损失近％。农具、车马全被强征。平绥路沿线的宣化、张家口、大同、平地泉、归绥、包头等六个地区的粮食损失过半，牲畜、家禽车马被掠被强征甚巨。全面抗战期间，仅华北沦陷区被日本直接杀害的中国民众就超百万。来源郑伯彬著《日本侵占区之经济[H]》资源委员会研究室，第25页。

三．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破坏

抗战进入相持阶级后。华北日军为保障后方安全，保证正面战场战事。对沦陷区内的抗日根据地（含国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在大肆屠杀华北人民的同时，大量抢掠毁坏粮食，企图饿死抗日军民。据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在抗战结束后的不完全统计，河北阜平抗战八年被杀人，牛驴骡马被掠2余头，抢掠毁坏粮食石。晋绥边区被日伪直接杀害的人员达人，被抢毁粮食4490石，牛驴骡马等耕畜头被杀。年8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七万余日军对北岳山地进行第七次大“扫荡”，历时达三月之久。据23县的不完全统计，我方被杀人，伤残人，损失粮食石，牲畜头。年，日军对此地又进行第十一次大“扫荡”，据21县的不完全统计，群众被杀人，粮食被抢被毁，劫走牲畜头，农具件。可见日军“三光政策”之残酷。来源中央档案馆等合编：《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店年版第，第页。

日寇还征用华北大量耕地或用来修建军事设施，或被强制改作他用。如为了遏制八路军，国军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日寇一方面在根据地周围制造大量“隔离区”，另一方面在华北大修飞机场、军火仓库、公路网、兵营、封锁沟、碉堡等军用设施，占用了农民大量耕地。晋察冀边区周围就被敌人占去了大好良田亩。来源魏宏运编：《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农业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年版第35页。

冀南抗日根据地四周则有敌人碉堡据点个，平均每平方公里1个；又有公路及封锁沟(墙)华里，平均宽3丈，每里占地9亩，共占地亩附。到年底，日寇已在冀中多个村庄，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点(碉堡和据点)、线(公路)、沟(封锁沟)、墙(封锁墙)，把整个冀中分割成个小块。原本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据统计，“隔离区”和军用设施共占去华北耕地的15％。来源齐武著：《一个革命根所地的成长》，农业出版社年版第64页。

另据年底不完全统计：日本在华北修成的铁路至少占地方里，新修公路汽车路至少方里以上，铁路两帝的护路沟至少占地方里以上，公路汽车路两帝的护路沟占地至少方里，铁路公路与护路沟之间占地面积至少方里，封锁墙占地至少有方里。仅这六项总计达方里以上，合计达4633亩。岗楼，堡垒，碉堡以及飞机场等占地尚未统计在内。年，华北日军为切断群众与八路军的联系，在山西五台山附近和冀东道的沿长城线地区，设置了广大的无人区。华北日军种种举措造成根据地粮食生产基本用地大幅萎缩，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粮食产量。但根据地民众生活处境仍比沦陷区民众强不少。来源《晋察冀日报》年2月9日。

四．日军对华北沦陷区的农业疯狂掠夺

为了长期全面的控制，掠夺华北沦陷区农业。年12月16日，日本成立所谓“兴亚院”取代华北日军“经济委员会”，同时在中国东北，华北和华产分别成立了“兴亚院联络部”。具体负责对各沦陷区的掠夺。还在“华北开发会社”成立许多子公司。

“兴亚院”刚刚建立，日本便配合其本国的生产力扩充四年计划（自年起至年止），拟订出掠夺我国沦陷区的“三年计划”。该计划年度华北生产棉花万担以上，盐万吨以上，羊毛万吨以上。该计划最终在中国军民的抵抗下失败。侵华日军不甘心失败，另订定所谓“华北产业开发综合五年计划”。

华北日军为解决日侨粮食问题，通过直接霸占和低价收购的办法，将大量土地划归到日伪经营的农业公司名下。年日伪合资的华北垦殖公司成立后，选定了河北省沿海一带，在垦殖新田1万顷的同时，又占领冀东沿海农田7万顷。来源陈翰笙著：《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年版第页。

日伪华北“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段祺瑞等出资经营的军粮城、茶堤两农场共亩土地。北平的伪中央农事试验场曾在德县和唐山强占了不少民田。“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以万元低价，强占南苑一带民田，开辟大规模农场。“冀中种植公司”所组织的“东洋民生农场”亦占去民田几万亩。至年，日寇在华北开办了55家农场，占用794亩土地。截止年，天津日本米谷统制会和华北垦业公司投资的日资农场达70余家，日华合资的所谓“华系”农场达44家，占有水田面积49.9万余亩，可产稻谷公斤。即万公担。在日本人充分享受食物保证的同时。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却长期处于饥饿死亡的悲惨生活。来源居之芬，张利民著：《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在霸占大量土地同时，华北日寇还强迫农民改种其他农作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寇的农业政策主要是强制农民种植日本军需物资—棉花。为实现棉花增产的目标，日伪当局规定，华北以往荒废的棉田必须恢复植棉，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内无法恢复的棉田由铁道两侧、公路水路两侧。机场、县城及重要乡镇周围各米内禁植高杆作物地带以植棉来补充。到年除计划新垦棉田1亩外，还必须从战前华北小麦种植面积中抽出万亩，小米种植面积中抽出万亩，玉米种植面积中抽出万亩，共计万亩改种棉花，以进一步扩大种棉面积，完成棉花增产任务。来源新民报年2月18日刊。

日军的种种举措造成华北粮食生产面积大大下降。据日本年出版《北支年鉴》及《满铁北支年鉴》记载，河北，山西，山东小麦等11种作物的耕地面积，年比年减少16%。年，河北省农产品平均仅及战前的32%。另以山西为例，年山西小麦种植面积比战前减少10％，米种植面积减少24％。日军占领的阳曲、榆次、曲沃、新绛、大同等37个县。战前粮食播种面积为万亩，年减为万亩，减少％。年，五台县有耕地亩，抗战开始后，荒芜15万亩，直到年，才在抗日根据地开始的大生产运动中，又恢复到42万亩。来源刘建生，刘鹏生著：《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年版-页。

本表来源居之芬，张利民《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第-页

粮食种植面积的大幅萎缩，造成了华北粮食大幅减产。年华北粮食作物比战前的年减产13.53％，减产严重的山东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玉米、稻米等产量则较战前减少50％以上。晋北地区所有农作物均大幅度减产，减产最少的黍稷平均产量也较战前减少50％左右。年华北农业又极度减产，与战前比较。小麦普遍减产30％，杂粮平均减40％。稻米平均减产30％。

据华北交通公司企业局调查统计。年河北小麦损失20％。小米、大豆、玉米平均损失40％。水稻损失80％，黍米损失50％；山东小麦减产40％，高粱、玉米、小米、大豆、黍米平均减产40％；山西小麦减产40％，高粱、小米减产90％左右；苏北、豫北小麦减产20％，高粱减产34％，小米、玉米减产40-50％。和年，华北农业虽有所回升。但连年的水平都未达到。年以后没有完整纪录，但从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产量来看，还是减产严重。年，小麦产量为千担，年为千担，年千担，比战前的年千担分别减产33.18％、32.4％和25.91％。来源居之芬，张利民著：《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版-，-页。

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旧址

五．年开始物资禁运，华北彻底缺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同盟国对日元区进行物资禁运，华北各大港由欧美进口的粮食数量骤减甚至于无，只能从东北、华中等地调运粮食。但随着战争的破坏和日本的掠夺，华中、东北等地所能输入的粮食数量也越来越少。粮食的质量也越来越差。据海关总税务司的统计，年秦皇岛进口的粮食中杂粮约占半数，自上年的公担增为公担，其中以伪满输入的玉蜀黍及小米为最多。小麦则无进口。而上年小麦则达公担；天津港进口的粮食仅以日元集团为限，且进口数量大减，麦粉进口由公担减为公担。只有上年的3.14％,米谷由公担减为公担，小麦则由公担一落而为公担，所幸的是本年从上海港调入的麦粉由上年的公担上升为公担；青岛港由朝鲜进口米谷133公担，比上年减少将近50％，麦粉进口则自上年的公担降为公担,有上年的14.9％，从华中调入的麦粉也由687公担减为公担。年，秦皇岛进口的粮食依然以杂粮及杂粮粉为最多，占进口货物的38.29％，这些粮食多是由伪满输入的玉蜀黍、小麦及荞麦；天津港该年没有洋货进口，只从国内其他地方调入了麦粉公担，比上年减少了88.06％;青岛港进口的米谷也由上年的公担减为公担，减少约16％，从华中等地调入的麦粉有所增加，由公担增为公担。

从总量上看，年和年华北三大港输入的粮食大大减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年以前作为肥料进口的豆饼在年以后则作为粮食大量进口，年烟台港进口豆饼公担，威海卫进口豆饼公担；年天津港也进口了公担豆饼，龙口进口的豆饼则由上年的公担增为公担，烟台进口之豆饼则又增至公担；一向为肥田之用的骨粉在烟台港也被大量进口，由上年的0公担上升为公担，作为平民的主要食物。

这种状况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北粮食缺口严重。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合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北京出版社年版第-。

六．日伪对华北粮食的强征，统制

在华北粮食不足的情况下，为保证日军和日侨的粮食供应，日伪政权年设立米谷统制委员会，以统制进口粮食中日军和日侨所需的部分。该委员会对日本军民食用必不可缺的大米之进口、运输、贮存、销售、配给实行严密统制，既禁止中外商人囤积和投机取利，又禁止中国人自由种植、运销、交易和食用。年1月16日，针对华北粮价暴涨5倍的局面，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组建以日本会社为核心的华北小麦面粉输入组合，对进口的小麦、面粉进行严格统制。

对本地生产粮食的统制始于年6月，该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特命以日本三井、三菱两个财阀之商社为核心，在华北设立粮食特殊收购机构，并在华北各产粮区设立基层收购机构。及时地收购与贮存华北各地所产粮食，并特别注意统制从华中与伪满运入的面粉、杂粮之贮存。年华北粮食生产有所回升。日本加强了对华北粮食的收购，令华北日本华大的面粉厂和日本财阀三井、三菱、大仓等会社合股出资于年6月建立了华北小麦协会，并在小麦主产区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四省及苏北设立了十几个统制收购点，对华北本地小麦进行统制收购，对华北所有面粉厂进行原料统制配给和产品统制销售。到是年底，日本共掠夺华北本地制面粉～万袋；用同样方法，日本在年统制和掠夺了华北各大面粉厂所制之面粉近千万袋。来源居之芬，张利民《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粮食渠道基本断绝，日本加强了对华北本地所产粮食的统制，设立粮食强征机构，以低于市场价几倍的价格强征农民的粮食，且资金总不兑现。年，日寇强迫农民到公共大场打粮，规定每户只留一个月的口粮，将其余的粮食存入日寇修建的个粮棉公仓，这等于强抢农民的口粮，将农民推入饥饿的绝境，遭到了农民普遍的反抗。

年，华北日伪计划掠夺粮食万石，失败后。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以万之巨款（占总预算五分之一）及水利建设（主要是为了农业）的3万元来“增产”，单是农业贷款一项就达0万元，比年增加5倍之巨。这些经费迫使老百姓打30万眼井，施用3吨化肥，增加1万架抽水机等来增产万担食粮。为了保证计划实施，采取了设置产粮重点县，设立示范农家，训练农业指导员等措施。为了压榨干净，日军采取低价收购办法，平均征购价低于市价一半左右。如伪河北顺德道年大米市价每百斤元，而征购官价为65元。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汪伪政府档案》（13）页。

年初，日本调整了粮食收购办法，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设立华北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华北粮食管理局及天津、青岛市分局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分局，为华北粮食的统一收购。4月，在华北粮食局及各省市粮食分局下又分别设立华北粮食采运社和粮食采运分社，作为一元化的粮食统制收购执行机构。各采运社所采获的粮食，均需随时运交就近各地粮管局指挥下之分局、办事处或合作社，并一律不得转售，然后由粮管局或合作社转交加工社团(即加工厂)和配给机构。通过这种严密的收购机构，日寇将华北有限的粮食牢牢控制在手，该年共完成粮食强征任务22万吨。年，华北粮食形势更加严峻，日本占领区虽只限于大小城市、产业中心和铁路沿线的“点”和“线”范围内，但它仍然新设了华北食粮公社，负责对粮食的统一强征、贮存、委托加工、输入和配给。

仅河南省密云，通县，香河，大兴，良乡，三河等九县，于年7月间仅小麦一项即一次征去吨。山西汾阳，文水，孝义，交城等每年每县被掠去粮食均在10万石以上。全省在万石以上。年6月，还成立了华北小麦协议，日本三井，三菱等大商社也组织进来共同承担粮食收购，运销任务。该协会年和年各收购小麦27万吨，年收购20.5万吨，年收购23.6万吨。来源《国外社会科学情报》载[日]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业资源的过程》，年第2期

日军对原料的搜刮也同样疯狂，在山西一般的土产必须卖给特务机关指定的工厂，如羊毛必须卖给军营的第16厂（毛织厂），皮革必须卖给军营第17厂（前西北实业公司皮革厂），否则便是“破坏友邦军需品的制作，必予严重惩办”。日寇在沦陷区建立军事据点后，便以点搜刮周边地区。在年1月至10月内由中国输出的棉花公担，其中有10万公担直接输往日本。并有大量的粗花被用作军火材料。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抗战中的中国经济》年翻印第36，39页。

年，日伪成立了“华北棉业改进会”作为掠夺棉花统一机构。还拟订九年增产计划，预定年生产万担，到年增为年产0万担。年春，在满城“治安区”，首先在各种划定“种棉区”，差不多亩地的村庄强迫改种亩以上的棉花。日伪在保定强买棉花，通过“棉产改进会”大批低价收购。日本还对华北棉花运销市场加强了控制，形成郑州，济南，天津三大中心。仅天津，年运往伪满洲及日本本土的棉花即在二，三百万担以上。《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年版第页。

七．华北日伪对粮食配给制度严重失衡

日伪在强征，统制的同时，还实行配给制。年粮食紧张时。日本对华北各大小城市、产业中心和交通要道的日本侨民和职工实行重点配给供应，对中国居民则仅限于在春节前后配购面粉一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在抗战的最后两年，由于极度缺粮，日本驻北平大使馆不得不在年2月制定《关于华北生活必需物资的重点配给要纲》。规定自4月1日起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实行重点配给，配给对象分三类，第一类配给人员为华北开发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其他与国防产业相关的企业中的日本职员，配给以大米、面粉为主的较充足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第二类配给人员为以下人员：在间接为增强战争力服务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一般日侨；伪政权中的官员、职员，国防产业中的中方劳工。他们也可以配给必要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华北城乡的广大中国老百姓属第三类配给人员，他们基层小卖点“自筹配给”。在粮食基本集中于日伪政府手里，基层小卖点经常无粮可卖。日本的重点配给制实质上就是置华北广大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终于导致华北在战争后期出现大量民众饿死的惨状。居之芬，张利民《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逃难的民众

八．华北沦陷区的大饥荒

年2月25日，伪北平市公署强令市民填报存粮情况，结果全市977入户，人，只有存粮6339斤，平均每人不足4斤。据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回忆，年起，北京市民已买不到纯粹的粮食，只能买到日伪当局强令粮店用各种杂粮混合麸皮、米糠、橡子等磨成的“混合面”，到年，这种“混合面”也难以为继，粮店门前半夜就有人排起长队等待买粮。日寇发给北平市民的“混合面”购买证的定量配给标准也由每人每月20斤降为l0斤。年12月，伪天津市政当局则规定市民只准吃“代用粮”(与“混合面”差不多的东西)，且规定每日成交玉黍不得超过包，红粱不得超过57包。指定“配给”粮店，每日只准开门4小时，每人每日只准买两块钱的玉黍。另据日伪山西公署的统计，年55县中缺粮者达46县，占总县数的83．6％，共缺粮万斤，全省饥民达万。史料来源：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日伪统治下的北平l-Z]》北京出版社年版-页。

随着粮食短缺而来的是粮价暴涨，如以年华北粮食市场的批发价指数为的话，则年为.4，年为.94，年为.69，年为.7，年达.04，年的粮价为战前年的29倍。零售价格则上涨更多，以华北人民最主要的粮食玉米面为例，年8月下旬每斤5元8角，比年每斤9分上涨65倍。实际上在粮荒严重的时候往往是有价无市，人民根本买不到粮食。来源佟哲晖《战时华北矿业附表》，社会科学杂志10卷，年。

一到冬天，因饥饿而死的人口相当多。年，仅山西一省因饥饿而死者达到10余万之众，北京年12月每日冻饿而死人以上，年12月每日饿毙的人数达千余。史料来源刘建生，刘鹏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年版第页。

日本三菱河北籍二战劳工赴日本发起诉讼

日本三菱山东籍二战劳工赴日本发起诉讼

九．日军对华北劳动力“血腥”掠夺

华北日军还对劳动力进行疯狂掠夺。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寇在东北实施“产业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力图将东北建成其侵略战争的原料供应基地、军事工业生产基地。其后为推行反苏准备，又制定所谓的“北边振兴计划”，在中苏边境大修包括铁路、公路、机场、地下要塞等军事设施。这些计划的实施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东北本地的劳动力已无法满足需要。因此，日本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后限制华北劳工出关的政策，特别强调将华北当成庞大的“大东亚开发计划所需的劳工供应场所”，在华北设立劳工招募公司，使用诱骗手段招募华北劳工出关。

这使华北劳工进入东北的人数呈上升趋势。按年份统计，年出关人数为49.2万，年为98.6万，年为.9万，年为94.9万，年为.7万，年为．7万,年为44.2万，年前三月出关8.8万。年后出关人数减少是因为该年八路军展开战略反攻，日军占领区仅限于城市和交通线，无法征集到足够的劳动力运往东北。在几百万劳动力被送往东北的同时，还有十六、七万劳工被送往日本，50万劳工被送往蒙疆，二是大量华北劳工被强制在本地企业、矿山和军事工程中劳动。

自年起，日本在华北正式实施“产业开发计划”，据统计，从年至年8月，大约有万劳动力被强制到华北本地企业和矿山中劳动。而在频繁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大量民夫被日军强征去挖“封锁沟”，修筑碉堡、“封锁墙”、警备道，仅～年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就动用劳工4万人次。由于日寇对华北劳工实行残酷虐待政策，致使华北劳工死亡率特别高，以最保守的估计，仅华北劳工中至少有万人被日本人迫害致死。来源[美]吴天威著：《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迫害致死中国劳工近千万》，抗日战争年第1期。

十.国统区，根据地民众生活远比沦陷区强。

年晋冀豫边区人民负担统计：地方款合计，每人每年负担5元5角2分。最后再加上粮食的负担，每年6元。据此，晋冀豫边区人民每人生年负担为11元5角2分。在当时物价高涨的情形下，仅约合抗战前1元3角。

就田赋一项来说，年田赋根据规定，太行，太岳每两粮（正附加在内）征收3元至5元，最多不得超过5元；在冀南每亩征收田赋连建设费在内只也有5角。

晋冀豫边区军队津贴每月每人1元至5元。边区政府与群众团体（脱离生产之干部）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从1元5角至5元。边区民众：在涉县一带，当农忙时，一个短工每月工资约3元至6元，相当于彭德怀副总司令1个月之津贴，雇工工资，除个人生活外，尚能供给一个半人之生活；而抗日军人家属，赤贫者由地方政府优待，每人每年只有食粮一石，不够食用，而政府人员家属，还不能享受此项待遇。反观日本政府在华北欺骗招募劳工时，公开出价是出境劳工每人每日工资1元至1.5元(折法币)，即每月平均50元左右，外加遗族安置费。但实际上，除临走时给劳工家属几元“安置费”外,出境劳工一到就劳动,“名义工资”就立时按当地货币(主要是伪满货币)降为6折，再加日伪监工、把头的盘剥,每人“名义工资”只剩2折了。而且工作量巨大，且工作环境恶劣。死亡率极高。

食品方面，八路军每日每人菜金1角，油3钱，盐2钱（但因物价昂贵，财政困难，并未能实行）。当此物价昂贵，菜蔬与柴炭缺乏的情形下，除烧火外，所能购得之菜蔬，实属无几。政府与民众团体之工作人员，每人每日除菜金1角外，尚无油盐规定。在粮食方面，军，政，民工作人员是经常吃小米，很少吃麦子（在平原也比较好些）。粮缺时，还须吃玉米，黑豆，高梁等杂粮。而民众食粮，一般也是小米（在平原也比较好些），但在质上要较军队好些。遇到日军“大扫荡”的困难时期，民众只能吃玉米，黑豆，高梁。个别地区，会出现掺糠及吃树叶，树皮，野菜，草根充饥的情况。军队经常亦因粮食不济吃稀饭，个别部队因粮食不够，尚有自行规定吃四分之一糠秕者。

但较华北沦陷区的民众，根据地民众要好得多。沦陷区不同地方征款不同，且差距很大。太行，太谷，榆次一带，三百户以上之村庄，每月出款竟高达23万元左右（平均每户每月元以上出款）。在太南潞城，1亩地每年出款高达1元。在太岳平遥，介休，每两粮银，征收“鬼票”（日伪货币俗称）8元，附加清乡费3元，麦子3斗。在冀西赞皇，每两粮银征收“鬼票”50元。在临城（好地4亩并1亩，坏地9亩并1亩）每亩每月征收白面4公斤，小米8斗，柴4公斤，谷草10公斤。此外，日军，日本浪人，汉奸，伪警，伪宪兵等浑水混鱼，随意到各村乱吃乱罚，乱捐乱抢等更难以统计。仅祁县，襄垣敌占区1个村公所每月仅招待费，就高达1余元。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年1月1日颁行《华北各省市区田赋改征实物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华北各省市区田赋为平均负担适应需要一律停收现金，改征实物，但具有特殊情形碍难改征实物者，得预行呈请华北政务委员会核准，仍征现金”。《民国三十四年度田赋征收实物之粮谷处理纲要案》依照《华北各省市田赋改征实物暂行办法》规定，田赋征收量“每年每库存不得超过15公斤”。《华北各省市田赋改征实物指示事项》则规定：依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年1月1日颁行的《华北各省市区田赋改征实物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以他种粮食折缴小麦者，其比例率如下：公斤，谷公斤，小米公斤，高粱公斤，高梁米公斤，玉米公斤。根据当时华北农作为的年产量，田赋可能占农民收获粮食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来源《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2卷《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与伪政权》第-页。

日伪还设置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山西大同一带，地亩捐，门牌捐，户口捐，牲畜税，屠宰税，斗税，牙税，狗捐等名目竟达五十多种。据年对15个游击区村庄所做调查，各村对敌负担平均占总收入67.43%。年平山县东冈上村，每亩每年负担元；行唐县赵七峰村，每亩每年负担元。来源《晋察冀日报》年3月6日。

电影年海报

综上，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在华北地区，不管是八路军根据地，国统区虽民众生活困苦，但不存在沦陷区民众生活高于国统区，八路军根据地的情况。相反沦陷区的民众过得非常艰困。而一旦遇到灾荒，将有数以万计民众饿死，冻死，根本谈不上所谓“王道乐土”。如年河南大饥荒，河南灾民基本都选择前往陕西关中国统区逃难，不往东日占区，可见日占区生存之艰苦。电影《》中日军向难民发放粮食，是根本不存在的。